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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老火车站的百年故事(中)
撰稿:李明   发生时间:2008-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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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在100多年中间,青岛火车站和车站钟楼上行走着的时间,见证了匆匆行走在这里的所有过客。这中间,有如同我们一样的平凡者,也有呼风唤雨的大人物。时间的意义,在钟楼的指针上被具体化了,它不代表命运,也没有预示未来,仅仅就是积累。于是,时间在火车站这个纯粹的物理空间上,行走的很清白。
    
    
    


      1912年,孙中山的表情
      走过青岛火车站的大人物中间,广东人孙中山是个代表。
      然而,孙中山的青岛故事,却是一个意外,一个和铁路有关的政治副产品。在1912年9月这个不平静的秋天,孙中山到青岛的真实动机,至今没有标准解答。尽管,至少从表面上看,当时孙的很大的注意力,已经从政治权力的争夺,转移到了国家铁路建设上。有意味的是,在对待先进的德国铁路这一点上,孙似乎和他的既是合作者又是敌人的袁世凯没有矛盾。不同的是,袁世凯是这条铁路建设的直接参与者,他则是使用者。
      有关孙中山到达青岛前的情形,先前的一些表述是富有戏剧性的。据说,孙欲到访的消息,在青岛民间引发了许多被压抑的期待。但是,在这个提前到来的秋天,德国人似乎不相信孙的注意力仅仅在一条铁路上。依照上面这个表述的简单逻辑是:即便孙的目的果然就是这条铁路,德国人知道,到达了目的地之后,铁路的作用也就不大了。对政治家,铁路仅仅是个工具。这是常识。但是,这个工具此刻却很烫手。
      但是,随着另外一些文献的陆续发现,今天看来,德国人当时对孙中山的认识,可能并不像先前已有的记录一般简单。芬兰土尔库大学的德国教授余凯思就相信,1911年以后,德国方面其实已经成功地与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部分中国共和主义政治家,建立起了一种良好关系。在孙中山方面,非对抗的信号也是明显的。9月28日到达青岛之前,孙就在济南发表了效仿德国的谈话。他评论说,德意志人民的崛起最终是以其方法的优越为基础的,是循序渐进的。成功来的缓慢,但是国家未受到激烈的冲击和震动。孙的这些谈话,后来也被马维利博士的研究证实。余凯思认为,孙中山的这些言论,“决不只具日常政治的投机主义性质”。
      9月28日晚上,孙中山乘坐的德国蒸汽火车抵达青岛火车站。在我看见的关于这一时刻的记录文字中,欢乐的场面被渲染成了一个节日,一个关于共和英雄传奇的盛典。实质上,这个场面的规模和热烈程度,显然被夸大了,孙中山跨越锡乐巴设计的青岛火车站物理空间的时间很短暂,甚至,他都没有机会和这里的任何一个普通的本地民众有过哪怕是象征性的接触。
      当局没有出面欢迎。在我看到的资料里面,也没有关于有海关官员在场的确切记录,但是我知道,就在这时,在离这里不到500米的地方,胶海关税务司阿里文的文件柜里面,还存放着3年前胶州直隶州署关于托请胶海关协助抓捕孙中山的公函。这是一份十万火急的文件,行文者措词之确定,语气之急切,跃然纸上。这样的文件,显然不止一份。我想,如果当时阿里文出现在火车站现场,不知道当他在向孙中山伸出右手的时候,脸上会不会挂着一丝游移的诡秘。
      从青岛的德国起点离去的孙中山,沿着海边进入了城市。路上,在城市表情的后面,我们却看不清楚孙先生自己的表情。作为一个“革命尚未成功”的共和政治家,孙中山睿智的精神世界,在这里被时间屏蔽了,成了一个迷津。
      在拉开了孙中山以火车站为起点的青岛行程序幕之后,孙去了许多地方。10月1日傍晚,孙中山乘龙门号轮船,返回上海。后来人们知道,1912年的青岛之行,是孙中山惟一的一次青岛行程。
      庇护所的大门敞开了
      在孙中山来去匆忙的青岛旅行的前后,一大批孙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和孙不同,这些已经失去了权力的前帝国官员,在或者同样乘坐德国火车,或者从天津乘船到达这里之后,选择了更长久的居住方式。在那个混乱的时刻,这里就如同是方舟的彼岸,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流亡者和财富的大量涌入。希望彼岸的陆地标志,就是火车站上面的德国钟楼。火车站的广场花园,则成了庇护所的大门。
      现在,庇护所的大门敞开了。
      实质上,依据德国政府最先的规定,是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青岛欧人区之内的。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怀远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1914年11月的《远东评论》报道说,“德国行政当局向他们提供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简言之,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向中国难民们敞开门户,不计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
      根据《远东评论》的统计,在1914年的早些时候,居住在青岛的中国要人就有:恭亲王、徐世昌、徐世光(徐世昌的弟弟,前芝罘海关道)、李经羲、李经迈(李鸿章的子嗣)、杨度(汉口重建委员会监督)、陈夔龙(前两广总督)、周学熙(周馥之子,前财政总长)、赵尔巽(前东三省总督)、张人骏(前两江总督)、吕海寰(中国红十字会主席)、陆润庠(前皇帝的师傅)、于式枚(前礼部侍郎)、李家驹(前资政院副总裁)、吴郁生(前大议员)、余则达(前山东都督)、邹嘉来(前外务部大臣)、洪述祖(据说为刺杀宋教仁的主使)、升允(前陕甘总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山东巡抚和外交总长)、锡良(前东三省总督)。这显然并不是当时居住在青岛的前清官员的全部,一些不十分重要的官员,并没有进入统计。
      在这些重要官员里面,周馥、徐世光、杨度、于式枚、赵尔巽、吴郁生和刘廷琛(学部副大臣)等人,最后都选择住在了火车站东面离车站广场不超过100米的地方。这使得这个南从湖南路、湖北路,北到肥城路;东从河南路,西到泰安路的市街,在大约有10多年的时间里,逐渐成为了中国近代历史上风景最为独特的流亡政治避难所。当时在青岛非常活跃的汉学家尉礼贤觉得,发生在这里的“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小团体”的交流,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典型机会,“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不能找到的”。
      在这些重要的人物中间,吴郁生曾经是光绪的邮传部左侍郎,在宣统政权被委以的最后职务是尚书和军机大臣。从1910年代的早期到1930年代的晚期,吴郁生在自己的家里,透过西面的窗口,可以看见近在咫尺的车站钟楼的大部分。于是,车站钟楼上的时间,也就成了吴郁生的时间,直到1940年吴在这里病故。这一年,吴郁生87岁。在吴之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副大臣劳乃宣和法部侍郎王垿,已分别在1921年和1934年病逝于青岛。1940年吴郁生故去的时候,车站钟楼上的时间,已经行走了39年。
      自由知识分子也来了
      在许多大人物或者离开或者故去的时候,青岛也已经从一个2万人的建筑工地,成长成了拥有60万以上人口的,有着更大吞吐能力的时尚城市。而从火车站进进出出的各种各样的行者,则更是多到难以计算。据官方的不完全统计,自1905年至1913年间,这条铁路运送旅客812.7万人次;1915年至1921年间,运送1598.8万人次。我没有找到1922年以后这条铁路运送旅客的数据,但是却意外地发现,从这以后的十多年间,一些有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频繁地使用这条铁路,并将这个舒适的目的地城市,作为了可以暂时放松精神的极好去处。
      根据可以简单完成的统计,在集中在上个世纪30年代繁忙进出青岛的学者和各色文化人士中,除了来往南方的时候多搭乘轮船外,如康有为、鲁迅、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千家驹,绝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使用火车。实质上,在沟通和北方的交通方面,这也是当时最为便捷的工具。这些从这个德国车站进出青岛的人们,在60年后被重新发现,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这里的精神财富。这份很长的名单中间,包括有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赵太侔、洪深、老舍、王统照、沈从文、巴金、冯至、郁达夫、卞之琳、台静农、吴伯箫、汪静之、陈翔鹤、王亚平、王度庐、艾芜、蒲风、陈荒煤等等。
      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火车和这个火车站,成了这些漂泊的知识分子和青岛发生联系的桥梁。经过这个桥梁的,有意气风发者,也有意志消沉者。在他们的脸上,我看见了快慰,看见了狂放,也看见了抑郁和困惑。这些异乡的过客,不经意之间,成为了这里的一道朦胧的文化风景。
      1930年春,梁实秋到青岛大学执教,任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在青岛住了4年的梁实秋,来来回回去北京,回青岛,也就来来回回出入火车站。当时,梁实秋赁屋于自己供职的国立青岛大学和后来的山东大学附近的鱼山路七号,房主王君恰好是“以薄薪多年积蓄成此小筑”的铁路局职员。1934年7月,梁于租满前三个月退租离去,依约欲付足全年租赁,这位铁路局的王君坚不肯收,争执不已,声达户外。于是,有人就梁的退租经历感慨:此君子国也。
      一个有带钟楼的火车站和国立大学的城市;一个“要糟蹋一时也糟蹋不了”的城市;一个“君子国”的城市,隔了半个世纪以后,去了台湾的梁实秋依然念念不忘。
      晚上,沈从文走进车站
      1931年11月21日晚上,一个穿长衫的年轻男人匆忙出现在火车站钟楼下,他踏上稍有些残雪的石头台阶,直接进入到售票柜台前面,买了一张去济南的车票。在灯光昏暗的大厅,没人认识这个看上去神色有些恍惚的行者,也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作为。他拿了车票,急忙赶去站台,登上了去济南的夜车。这个人,就是“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的沈从文。
      50年后,沈从文对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出了一个“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的说明:“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二十二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经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
      11月23日早晨,瞻看过徐志摩遗容的沈从文,又匆忙赶回了青岛,刚刚从车站回到福山路上的青岛大学宿舍,他就给朋友王际真写了一封报告这个“痛剜人心的噩耗”的信:“际真:志摩十一月十九日十一点三十五分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照情形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二十一此间接到电后,二十二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嘉铸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二十二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尚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二十三早晨。”
      沈从文在给王际真写信的时候,他的桌子上,放着去济南前从行李中找出的一本书,那是沈从文出版的第一本书。那本小书的封面,是徐志摩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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