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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垄断青岛经济的主要举措
作者 : 孙保锋      发布时间 :  2012-12-19 15: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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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1914年领青岛时,已经确定将来要交还青岛。为达到长期垄断青岛经济的目的,日本以所谓“助我工商经济之发展”的施政方针指引下,长远布局、悉心经营,从工业到商业,从金融到贸易,从山东腹地的各种资源到胶济沿线的广大市场,“无不捷足先登,或且占为专有”,日本人触手所及,“巨细不捐”。
 
    日资工厂挟资本和技术优势,凭借比上海还要“优惠”的殖民政策,开始大肆投资青岛。沿胶州湾海岸线开设大康、内外棉、钟渊、富士、隆兴、宝来六大纱厂,制丝、榨油、火柴、面粉等轻工业也全面登陆,到1922年末,日商资本在50万元以上的工厂企业有80余家,而中国民族厂商则屈指可数,其势力可谓微不足道。   以三井、三菱等财团为首的日本商社,扮演了青岛对外贸易的主角,全程垄断进出口产品的采购、包装、加工、运输、批发、零售等物流环节,完全把持青岛商贸业。据统计,从事商贸的大小日本商社从1916年的36家暴增到1922年的500家。正金、朝鲜、正隆等日资银行不仅垄断青岛金融,还联手兴办青岛取引所,染指物产交易。
 
一、以优势产业主导青岛工业经济
 
(一)日本纱厂缘何密集投资青岛
 
    纺织业是日本传统的优势工业。从江户时代起,日本各地广泛种植棉花,棉纺织业逐步兴起。幕府末年,日本开始尝试引进英国纺织机器。明治维新初期的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棉纺织仍以手纺、粗纺为主。1882年,涩泽荣一创办的大阪纺织会社大量引进英国纺织机,成为第一家大规模棉纺织工厂,纱锭总数达到1万5千枚,而之前最大的纺织厂也不过2千枚而已。1887年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创立后,大型纱厂发生井喷,日本棉纺织业的机器大生产时代真正降临。就整个日本工业化进程而言,棉纺织业是该国最早完成机械化的部门。[1]
 
    正如19世纪中叶英国的棉纺织业以“世界工厂”的地位影响欧美大陆,日本在亚洲的20世纪前期也实现了这种角色转换。日本资本主义就是在棉纺织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从1899年到1914年日德战争前夕,日本棉纺织业飞速发展,企业垄断也随之加剧。大型纺织企业组成了行业卡特尔——大日本纺织联合会,其中钟渊、东洋和富士资本额在500万元以上,是最大三家纺织企业。[2]
 
    在华设厂可以降低成本、压制中国纺织业。20世纪初中国民族纺织业勃兴,一战期间更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廉价劳动力、充足原材料等优势使日本本土纱厂逐渐丧失了竞争力。在1919年中国准备提高关税后,日本棉纺织业的危机感更加强烈。如果中国政府再次上调关税,中国机制棉纱足以把日本机纱从中国20支以下粗纱市场彻底驱逐出去,而20支纱正是中日市场争夺的重点领域。日本棉纺企业虽然放言要“在中国棉纺织业尚未枝繁叶茂之际大举歼灭之”,却知道唯一出路是到中国直接投资。正如一战期间来华考察的富士瓦斯株式会社社长和田丰治所说:“应将粗纱工厂设在支那”。[3]为垄断亚洲市场,日本财阀一方面将主力产品转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细纱和棉布,一方面利用外资在华设厂的特权,将投资重点转向中国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开工厂,办商社,建立收购、运输、仓储和销售等体系,在打压中国民族资本的同时,也便于与英、法等欧美在华厂商竞争。从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攫取在华设立工厂、商品免税等特权,到1909年中国第一家日资纱厂内外棉纺织株式会社在上海开机,对华资本输出大门洞开。从此,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的日本纺织工业,将其在中国的纱厂称作“在华棉”。但是,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在华棉只有6家工厂,纱锭17.4万枚,纺机2648台。大战爆发后,日资纱厂大举进军中国,到1932年日本在华棉的产量已经超过日本本土出口到中国的棉织品数量。棉纺织业的海外吸金,也为日本发展重化工业进行了相当的资本造血,使得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转型为重工业国家。
 
    1914年日本强占青岛,为日本纺织资本进入青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占领青岛仅一个多月,日本政府宣布青岛对日本本土居民开放,日侨享受所谓超国民待遇。在青岛,日本纺织企业利用政治特权,充分发掘青岛土地、劳力、水源、电力、交通、原料等资源,在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又大大降低了成本。仅以地政为例,日侨买地价格比德租时代低几倍,地税由德租时代的6%降至2%,土地增值税干脆取消。日商领租沧口工业用地每坪(1 坪=3.305 平方米)年租金仅2分,而市区近郊用地每坪年租金为2角,相差达10倍。至于殖民当局为日资企业提供廉价的工业用电和用水、降低原料和产品的铁路运费等等,也是“优化投资环境”的重要产业政策。这些政策民族资本是享受不到的。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青日资从无到开办九大纱厂,数量虽不及上海、天津日资厂商多,但相对青岛民族资本华新纱厂而言,牢牢地占据着垄断地位。
 
(二)内外棉等日资六大纱厂垄断青岛纺织业
 
    1914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后,内外棉株式会社创始人、享有“日本纺织界伟人”之称的川村利兵卫,迅速将拓殖“在华棉”的凌厉目光投向青岛,其原因在于青岛拥有作为纺织业基地的诸多优势。
 
1、山东是中国最重要的棉产区。1936 年是近代历史上棉花产量最高的年份,全国产皮棉 1697.4 万余担,山东省为 209.4 万余担,占12.3%;
 
2、山东人口众多,劳力极其便宜,劳工吃苦耐劳;
 
3、淄川、坊子等地开办的煤矿可提供充足的能源;
 
4、青岛海陆交通极为便利,胶济铁路直通青岛港,既可以将各种原材料输入各大工厂,也可以将青岛制造的工业产品运往腹地销售;
 
5、对发展纺织业而言,青岛气候条件堪称绝佳。纺织生产适宜湿度在 60%~80%之间,过高易损害机械、电器,工人劳动效率降低;过低则造成纱线断头率高、产品质量下降。青岛全年平均湿度为72﹪,非常适合发展纺织工业。[4]
 
    1917年,占地七万多平方米、拥有27000枚纱锭的青岛内外棉纱厂在四方海岸投产,日本工业资本垄断青岛纺织业的序幕正式拉开。内外棉厂生产的银月牌棉纱可谓暴利产品,其16支纱两年间从每包36.93元竟涨到70.56元。尝到榨取廉价劳力和原料资源甜头之后,青岛内外棉相继扩建第二、第三工场,纱锭增至90000枚,规模直追内外棉株式会社的上海本部。[5]
 
    一战期间,日本大发战争财,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并且成为对华贸易第一大国。但是,一战结束后,世界棉织品订单锐减,日本国内纺机大量闲置,为将生产基地转移青岛提供了可能。1919年,同年,日本驻青岛守备军司令部经济科向大阪的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发出邀请,希望其来青岛办厂,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社长菊池恭三等人早有此意,随即来到青岛,相中了今海岸路厂址,填海建厂。1921 年大康纱厂建成投产,有工人3500多人,成为青岛当年最大的纱厂。
 
    此后,同兴、富士、宝来、钟渊席卷而来,在中国政府接收青岛主权时,日资六大纱厂几乎全部投产。棉纺织业由此成为日本资本布局青岛中出手最快,也是最大的垄断行业。日本占领青岛8年间近两亿元的工业投资,纺织业就占到一亿多。到1925年,日本纺织业在青岛气候已成,六大纱厂精纺纱锭达24.9万枚,占青岛全市85%,雇佣纺织工人1.8万,占全市工人60%。到1928年,日资六大纱厂占地面积达68.7万坪,其中拥有30年使用权的借用地55.3万坪,私自填埋土地13.4万坪。6家工厂共有固定资本5000万元,流动资本金1200万元,年生产棉纱25万捆,产值5500万元。6家工厂共雇佣日本人550人,华工15000人,年生产费用750万元,其中劳动工资280万元,年煤炭消耗量达75000吨。[6]
 
    青岛本应成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基地,但在日本六大纱厂的垄断下,中国的民族纺织业步履维艰,直到1919年青岛第一家民族纺织工业企业纱厂——华新纱厂投产,。而在同一时期与青岛条件相差不多的天津,先后建成了直隶模范纱厂、裕元纱厂、恒源纱厂、华新纱厂、裕大纱厂等五大民族资本纱厂。20世纪30年代前期,天津纺织工业资本结构为华商清一色局面,外国资本比例在“上、青、天”三地中最低的。至于日资最早抢滩的上海,到1936年拥有棉纺锭 266.71 万枚,外资 155.27 万枚,占 58.22%,其中日资 133.14 万枚,英资 22.13 万枚,民族资本虽不及日资,但其份额则比青岛高出甚多。[7]
 
二、以不正当竞争锁控青岛商脉
 
(一)日商垄断局面的形成
 
    日本商社布局青岛不是发生在日本殖民青岛之后,而是之前。1909年,向以精悍作风著称的三井洋行正式设立青岛营业所,以其“拖网”式商业模式,开始在山东腹地各大重要市镇开设收买庄,直接派店员到当地收购花生、棉花、牛脂等土产品,先是占据青岛棉纱贸易的头把交易,年营业额不下800万元,后将花生贸易发展为优势项目。1914年日德战争之前,三井下设的杂货、船舶、粪肥、煤机器、保险六部,“业务均十分兴旺,睥睨内外大小诸商”,对禅臣、太古、美最时等欧美洋行产生了极大压力。
 
    另一日本财阀三菱商事株式会社1918年也进驻青岛。尽管三菱的稳健家风与三井格格不入,但对于青岛商业的布局却别有阴谋。三菱依靠其无所不包的工业产品,通过青岛输入从玻璃、酒精到内燃机、纺织机等各类日货,成为日货输入的头号先锋,成为与三井物产并驾齐驱的青岛日商企业,在青岛形成“东洋帮以三井、三菱等为最大”的局面。
 
    随着三井、三菱、伊藤忠等为代表为日本财阀坐大青岛商业,怡和、美孚等资本雄厚的老牌欧美洋行被排挤出核心圈层之外。1916年,青岛共有欧美洋行13家,日本洋行36家,到一战结束的1919年,资本5万元以上的欧美洋行16家,资本10万元以上的日本洋行飙升到的116家,第二年更是达到147家[8]。日本对华贸易借一战期间欧美商品输入大减之际而骤增,1917年至1919年,日本在青岛港的贸易额占青岛港所有贸易额的比重连年上升,分别为82.2%、83.0%、84.6%。1919年达到顶峰[9]后,日本在青岛贸易额有所下滑,降到70%左右,但贸易总量仍据绝对主导地位,青岛完成了所谓“中日贸易的中介所”的角色转换。
 
    如果说大型商社构成了日本在华产业链的骨骼框架,日商零售业则是最为丰富的毛细血管。日侨在青岛开办了大大小小的店铺,资本小,数量大,提供的就业人口高,是所谓“积少成多地累计起来的日本在华的重大权益”。为了扶植“资本信用都很微小”的日侨零售商业,日本军政当局和日资银行为它们提供低息贷款,给予种种政策支持,甚至专门设立公立市场——青岛劝业场[10]
 
    劝业场1918年竣工,建筑规模为当时青岛各大市场之冠。日据时期,劝业场楼上日商55家,华商只有5家;楼下日商29家,华商45家,其中8家是日本人代为承租。日商组织的市场组合(即同业公会),组合长、副组合长、顾问等要职皆由日人担任。因此时人评价,“市场经管之积弊丛生,亦为我国市场之绝无而仅见者。市场开设伊始,即为日人捷足先登,本国商贩往往不得其门而入,甚或仰恳日本人为之出名承租,坐分其利”。 青岛劝业场这个所谓公立市场,“纯粹为日本之劝业场”。[11]
在日本把持之下,青岛“今日之商业,几全为日人所握持,华人之经营者,固暗淡无色,若萤火之与日光,不足与比;即西人之货物,亦因成本昂重,不能与之颃颉也”。[12]日本在青岛商业扩张,与在华棉纺织工业投资如出一辙,也是集中于上海、青岛和天津三大城市,造成商业上的另一番“上青天”[13]。而在日本占领青岛的8年间,其商业资本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上海、天津。
 
(二)日商对青岛及山东腹地的经济渗透
 
    日本通过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对山东腹地的渗透前所未有。日本对于山东腹地资源,“几于无物不取,如五谷、花生、盐、煤、丝、棉花、豆油、豆粕、皮类、毛类、木料、牛羊等物,每年自青岛运往日本者为额甚巨,他如菜类(如黄芽菜、萝卜等)、果类(如梨、枣、核桃、西瓜等),亦按时就各产地收买”。[14]
 
    中国铜钱,也称制钱,因铜锌含量高,价值高于币值,成为日本商人收购的商品。当时日本人每收买制钱一千斤,提炼后可获净利180银元左右。1916年,在青岛专营此“特种事业”的日本人就有2500人。青岛有38家洋行参加了铜业组合,铃木商店、中松洋行等日本大商社控制着制钱市场的交易,三井、三菱、岩城等财阀均在其中。[15]胶济铁路沿线遍布从事制钱贩运走私的日本人,“购买制钱之买手已深入内地”。1915年6月日本开始大规模走私贩运铜钱,到1917年3月,由胶济铁路运至青岛的制钱达37932余吨,铜块35633吨,相当于在中15吨的货车4904节。[16]为躲避走私检查,原先集中于青岛的熔炼工厂也大都迁往内地。1917年,坊子、潍县、张店、济南等地共有熔炼厂35家。尽管中国政府多次找回日方停止走私制钱,但日本人阳奉阴违,继续纵容其侨民从事非法活动,而日商“买卖手段异常巧妙,每难禁止”。走私制钱导致的流通货币大量外流和货币短缺,给青岛及山东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随着日本六大纱厂在青岛相继开机生产,棉花更成为日商收购的重点。内外棉、三井、铃木、安部等洋行则在济南设立营业所(也称花行),市场网络覆盖整个山东半岛。自胶济铁路运出的棉花约有一半作为纺织原料供应青岛纱厂,大部分出口日本。日本纺织业基地大阪的棉花市场行情对济南、青岛等地影响甚大,因此“济南重要之花行,有每日打电报大阪询问行情者”,可见整个山东棉花市场与日本棉花贸易关系之密切。
 
    青岛的对日出口品中,花生、烟草、牛肉、蛋品等都是大宗商品[17]。以 花生为例,1919年青岛花生及加工品输出额1380万海关两,相当于1913年的5倍。到1920年,青岛跃居为山东花生贸易第一大口岸,全省60%花生在后在青岛集散输出,日商因此在青岛设立了花生筛选工场。日商出口花生“多转由神户运销美国,由青岛经中国商家运往上海、广东、香港者,花生米不过总额五分之一、花生油十分之一而已,余均日商经理”。相比之下,东泰、复诚、丁悦记等华商行栈“每年批发之额,不及日商十数家经理等额十之一二”。[18]烟草、牛肉、蛋品、羊毛等资源情形大都与花生相仿,日商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日商掠夺青岛和山东地区的物产资源,还向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大量倾销日本商品。从青岛进口的日货主要是棉纱、棉布、煤油、丝绸、卷烟、砂糖等轻工产品。济南市场上输入的机制纸(洋纸),6成是日本货;火柴除民族资本振业火柴厂产品外,大部分是日本进口或青岛磷寸、山东火柴等日资工厂产品。临沂每年从青岛输入火柴5000箱,几乎全部是日本地球牌。周村行栈批发的棉纱,7成是从青岛、上海输入的日货。青岛各大日资纱厂从日本进口大量纺织机械和零部件,1921年至1923年间,青岛进口的日本纺织机器价值960余万海关两。可见,山东已沦为日本原材料的供应基地和工业产品的倾销市场。日货泛滥,严重打击了山东的民族工商业。山东的民族手工业,在日货的冲击下,一蹶不振。[19]
 
(三)日商的竞争手段
 
    日本商业压倒华商及英美洋行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广泛开展市场调查。青岛日本守备军民政部门、日本在山东的领事机构、满铁派驻山东的调查机构、民间组织等多次对青岛及山东的经济情况开展调查,形成了项目完整、内容丰富的各类调查报告、情报,为日商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资讯保障。以棉纺织品为例,青岛日本人会经常调查同业商店和经理的名称、销售品种和数量、销售对象、业务范围等,作为商业活动并向零售商购买进口的英美洋布每种若干数码,寄回日本工厂研究,以改进工艺,提高竞争力。
 
    低价倾销也是日商竞争的重要手段。与欧美洋货相比,日本本土产品有工人工资低、毗邻青岛运费低的优势,到货快也成为日商竞争的有利条件。一般向英美厂商定货,最少四五个月,而向日商定货则不超过一个半月,急货只需一周既可到达。华商为保证资金周转和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损失,多愿向日本定货。[20]
 
    政府提供支持使日商出于优势的竞争地位。以税收为例,日本占领青岛后不但继承德占时期的旧税种,而且增加了很多新税种。但课税对象则采取了中日有别的做法,如对日本商人的商业经营不征营业税,而对华商则极尽严苛之能事,甚至街头摊贩也成为征税对象。航运方面,日本“对于本港物品之出入极为奖励,而往来日本者,税关尤特为便利,至进出青岛之日本船舶运费亦复特别低减,以与他国之船竞争”。[21]海关和铁路方面,对日本需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及日本向山东输出的工业品,日本控制下的海关采取减免税收的做法,使日本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进入青岛,给民族资本以很大的竞争压力。日本当局还让日商山东运输会社包揽码头运输,华商只能承揽一些散货装运业务,业务难以长期发展。日本经营管理胶济铁路期间,对日商采取了优惠政策和措施。如铁路当局对日商和华商运输煤炭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政策,对华商煤碳运输加以限制。
 
三、日资金融业操控青岛经济
 
    随着在青岛的德国军事,德华银行独大青岛金融已成为历史。横滨正金银行以“日本在青岛商业之根本”的身份登场亮相。[22]
 
    横滨正金银 “因有强固之政府为后援”,拥有“日本政府委以发行纸币之全权”,从而“操纵市面有指挥如意之妙”。 1913年11月,横滨正金银行青岛营业所开张,1914年12月,日德战争结束后卷土重来。利用军政特权,横滨正金银行对青岛经济进行种种操控,成为日本工商业垄断青岛经济命脉的操盘手。1915年胶海关重新开关后,正金银行取代德华银行,掌握关税存款和汇兑特权。与正金银行共同经收税款的中国银行,税额满3万元必须拨存正金银行;承汇时,须由正金银行支票转账。山东银行青岛分行所收税款,通常每周结清后转存正金银行。[23]1915年,为了进一步向山东腹地渗透,正金银行青岛营业所在济南设立分店,作为青岛的辅助机构。到1919年,两家营业所的金融业务都发展到了相当规模,同时升格为支店(分行)的级别。1916年,青岛正金银行的存款余额为46.8万日元、145.8万银元又10.4万银两,贷款发生额为1170万银元又40万银两,汇兑业务总额5907万元。在青岛市场的硬通货元宝银,大半以储蓄的形式流入正金银行金库,大致数额在数十万两到200万两之间。
 
    1917年10月,朝鲜银行在青岛设立支店后,除办理外汇业务、发行日金流通券外,兼营储蓄和抵押放款业务。1918年支店共向青岛日商贷款130万日元。[24]
 
    正金银行、朝鲜银行通过巨额贷款,支持日本工商企业,打压中国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正如国人调查所言,“正金、朝鲜等先后成立,乃操纵鲁省之进出口贸易,复以钞票流通市面,利用胶平银之虚本位筹码,以收利益”。[25]此外,龙口银行、青岛储蓄会(后改为赢利组合青岛银行)、日升储蓄银行等小型金融机构,为日侨中的小商家提供低息贷款。
 
    日资银行在青岛及胶济线的金融活动,一是发行货币,二是贷款汇兑。日本占领青岛后,开始以日本政府名义全面推行军用票,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明令:凡属公缴纳税、市场交易、债权债务、租金等,一律用军用票或横滨正金银行银劵及日本本国货币结算。军用票的流通导致其他货币特别是现银退出市场,在日军稽查下,“携带大宗银款者,十九没收,此时发现于青岛者屡屡,于是银价大落。又以日军用票便于携带也,则以多易少,甚至四五十两之银块,仅易一五元之日本军用票”。[26]1915年4月,横滨正金银行在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统一发行货币后。军用票才陆续被日军收回,废止使用。
 
    正金银行在青岛主要发行青岛通用银元券和银两钞票。银元券以日本旧币为本位,与中国通行银元等价,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等5种主币,银两钞票份一两、五两和十两3种。1915年5月,银元券发行额达200万元。1918年9月末银元券发行额达到顶峰873万元。从开始发行到推出青岛市场,正金银行在青岛发行的钞票达2800万日元。与此同时,日本殖民当局禁止日本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在青岛发行钞票,加之采取打折扣、少缴款等看似优惠政策等诱使条件,青岛市面的“标准货币,系日本银元”,日币完全成为主流货币,“市面上以日币为主体,中国货币对于内地流通之必要上,备一格而已。”[27]日币对山东腹地的影响,更为广泛,民国九年出版的《黄县周刊》称:“胶州湾之渔业,青岛之丝业,博山一带之矿业,东临一带之棉业,又无一不在日人暗中把持。当此山东省财政艰窘,库券不能兑现之际,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钞票须每元兑现洋一元又铜元四五枚,往日仅胶济路收用正金票,而今则全省皆用。”
 
    正金、朝鲜等青岛日资银行的存款主要来自日本工商企业和华商巨头。1913年3月以银元为折算,青岛正金银行存款额530万元,朝鲜银行200万元,龙口银行接近40万元。1919年末,日资银行的日元存款占到中外各银行日元存款的96%,银元存款占到68.5%。日资银行通过贷款、透支、贴现、押汇等一系列融资手段,一方面帮助三井、三菱、铃木、伊藤忠等日本商社在山东和华北腹地收购农副产品及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扶持日资轻纺工业迅速扩张。1919年3月,青岛各银行贷款余额约为1200万元,其中正金、朝鲜、龙口三家日资银行约857万元,占到71.4%,华商银行和英资汇丰银行各仅占26.3%和2.3%,形成日资在控制银根上的压倒性局面。据1934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青岛全市“工商保险交通打成一片,而以金融为中心,青市经济活动完全在正金、朝鲜两银行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青岛的经济命脉即便在回归之后仍然为日本金融机构所垄断。
 
[1] [日]浜野洁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第7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同上,第109页。
[3] [日]森时彦:《中国近代棉纺织业史研究》,第14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曾繁铭:《青岛纺织史》,第150页,青岛市新闻出版局,1994。
[5] 庄维民:《近代青岛的日资纱厂与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载于《东方论坛》2008年第4期,第97页。
[6] 同上。
[7]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志·纺织工业志》,新华出版社,1999;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
[8] 日本青岛总领事馆:《青岛概观》,第15~16页,1926。
[9]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73页,1984。
[10] [日] 樋口弘:《日本在华投资》,第73~74页,1959。
[11] 《胶澳志·建置志》,第65~66页,1928。
[12] 邓平三:《青岛之面面观》,《东方杂志》第17卷18期,1920年9月25日。
[13]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转引自东亚研究所:《日本对华投资》(上),第393-416页。
[14] 邓平三:《青岛之面面观》,《东方杂志》第17卷18期,第93页,1920年9月25日,。
[15] 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第178页,2005。
[16] 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部:《山东研究资料》第2辑,第127-128页,1917。
[17] 《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3页。
[18] 陈训旭:《山东之花生业(续)》,《农商公报》第5卷第12册第60期,1919年7月。
[19] 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第195-199页,2005。
[20]《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第383-384页。
[21] 王正廷:《青岛》,1922年,第204页。
[22] 林传甲:《青岛游记(续)》,《地学杂志》第9卷第6期,1918年6月。
[23] 庄维民、刘大可:《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第204页,2005。
[24] 同上,第206-207页。
[25] 实业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 》,(癸)第22-23页,1934。
[26] 庄病骸:《青岛茹痛记》,第268页,1917。
[27] 叶春墀:《青岛概要》,第58-59页,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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