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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问题与五四运动
作者 : 周兆利      发布时间 :  2012-12-07 16: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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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国家独立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诸如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十月革命的影响等等,都是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已发表不少,给人颇多启迪。本文试图对导致这一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的直接导火线——青岛问题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进行详细探讨,以期廓清青岛问题形成过程以及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丰富青岛城市史的研究。
 
一、青岛问题的由来
 
    青岛问题(亦称山东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租借青岛。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山东巨野教案,出兵侵占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该条约共三段十款,主要内容是:1.中国“允将胶澳之口,南北两面,租与德国,先以99年为限”。“德国向中国所租之地,德国应许永远不转租与别国”。2.中国政府允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于所开各道铁路附近之处相距三十里内,……,允准德商开挖煤斤等项及须办工程各事”。3.在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或用外国资本,或用外国料物,须先商德国商承办。由此不平等条约,德国获得了胶州湾的租借权,胶济铁路和高徐铁路的敷设经营权,矿山采掘权和有关山东铁路筑路技师、资本与材料供给的优先权。当时胶州湾四周及岛屿的整个租界地称为“胶澳租界”。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将胶澳租界地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当时中国报刊,有的称青岛,有的称胶州。
 
     德国租借青岛后,以打造远东“模范殖民地”为目标,大规模投资经营建设青岛,先后建设了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建设了青岛城区,使青岛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超越了已开埠37年的烟台,成为山东大第一大商埠;同时,德国还通过胶济铁路和青岛港把整个山东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1912年后,德国又与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签订条约,取得高徐、顺济等两条铁路的权益及优先投资烟潍线的权利,企图以此为依托,跃出山东,继续向中原腹地和长江流域扩张势力范围,青岛成为德国控制和掠夺山东乃至整个中国的桥头堡,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商业价值。青岛被租借后,中国一直没有忘记要从德国手中收回这块土地。青岛问题自从德国人把它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牵动国人生死存亡之念的心腹之患,成为最刺激中国人神经的一个敏感的软肋。
1914年前,青岛问题是中德之间悬而未决的一个“隐疾”,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隐疾”由德而日,变成了中日之间的“争议”。
 
    德国经营青岛的成功也引起其他列强的注意,尤其是中国近邻的日本,更是对德国租借的青岛垂涎已久。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俄英法相继卷入漩涡。日本朝野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实现“大陆政策”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天佑日本”,正可藉此机会参战,夺取德国在华权益,并一举打破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均衡,树立垄断中国权利的绝对优势。但它不向欧洲出兵,却在反德的烟幕下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山东。
 
    欧战爆发后,德国感到它在远东势孤力单,难保其在山东的侵略利益。因此,1914年8月23日,德国曾提议将胶州湾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德国驻华公使与袁世凯政府开始了秘密谈判。日本得知这一消息后,大为不满。日本驻华代办小幡吉酉对袁世凯政府外交部恫吓说:“中国议收回胶州湾,此事不向英日语询,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1]结果袁世凯政府受到恐吓,没敢从德国手里直接收回胶州湾和其他一切特权。
 
    8月7日,日本内阁议决对德宣战。8月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附近海面,8月10日,日本向英国政府声请以同盟国资格共同与德作战。8月15日,日本以“除去远东和局扰乱之根,且为保卫英日同盟之公共利益为口号”,对在青德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远东海上之德国军舰一律撤回或解除武装,并将胶州湾租借地交与日本接收,以备将来交还中国,限于23日正午以前答复。其文如下:
 
“一、立即撤退日本及中国海上之一切德国军舰,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武装;
 
二、在九月十五日以前,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偿无条件交付日本帝国官宪,以备将来交还中国。
 
    同时日本帝国政府声明,如至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不得德国政府无条件接受之答复,日本将被迫采取认为必要之手段。”[2]
8月23日德国未予答复,日本正式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后,袁世凯政府于8月6日宣布中国保持中立,并致电美国和日本,共同劝告欧洲列强不把战火扩大到远东地区,但遭到日本政府的羞辱。袁世凯政府被迫划出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其余地方仍守中立。9月2日,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中立的事实,派出海陆军两万多人,不但不直接进攻德国租借的青岛,而是不顾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规定,悍然从山东蓬莱、龙口登陆,然后横穿山东半岛,沿途占领城镇,一路烧杀抢掠,9月25日占领潍县,10月5日占领益都车站,6日占领济南车站。中国外交部曾于9月27日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中立,9月30日又抗议日本占据胶济铁路。但日本根本不予理会,首先抢占了胶济铁路及沿线矿山,然后才会同从崂山登陆的英军进攻青岛的德军,11月7日攻下青岛,11月10日正式接收青岛。至此,德国在山东的一切侵略权益全被日本抢占,山东复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直到此时,袁世凯政府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的胃口绝不止于胶州湾。
 
    日军自龙口登陆后,即对划定战区内的中国民众大肆骚扰,不仅占用民房、强买物品、勒派,车辆,甚至奸淫妇女,并在平度地方张贴布告,对中国人实行斩律五条,严重破坏中国主权。日本占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后,不遵守战前将青岛交还中国的承诺,在世界各国之间引起哗然。
 
二、“二十一条”的出笼及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是日本在满蒙政策上野心的总爆发,也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势力膨胀的结果,而导致这一野心膨胀的原因就是日本夺占了胶州湾和山东,使之认为在一举解决中日在满蒙权益问题上的诸多 “悬案”有了重量级的讨价还价的筹码。
 
    二十世纪初期(1914年之前),支配远东国际政治的势力依然是英国。日本与英国是同盟国,虽然第三次修订盟约时,两国之间已不免存有隔膜和猜忌,但日本要想在远东地区有所行动,提出影响列强在华均势的新要求,仍必须征得英国的谅解。最初对英国态度进行试探的就是主持二十一条交涉的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
 
    1912年12月17日,日本桂太郎奉命组阁,邀请当时驻英大使加藤高明任外务大臣。加藤高明复电同意。在其1913年卸任返国之前,曾两次会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就日本延长在旅顺、大连租期及扩大关东州租借地权益[3]的要求和决心进行了交谈,英国外交大臣表示理解,认为该地为日本“以血所植”,此问题应由日本与中国谈判解决,其他国家无置啄余地。[4]加藤抵东京后,拜访桂太郎,报告英国政府对满蒙问题的谅解,桂太郎闻之大喜,即以为内阁重要政策之一。但桂太郎内阁很不稳定,未及两旬即行辞职,第一次山本内阁上台,加藤高明的计划未获实行。1914年3月,山本内阁倒台,大隈内阁成立,加藤复任外务大臣,不久欧战爆发,顿感空前的机会行将来临。加藤综合了各派意见,制定了大隈内阁的“对华外交的根本大方针”:确定归还胶州湾的条件或交换权利事项应先行协议;铁路矿山及其他涉及机会均等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应与袁氏直接缔结条约。
 
    1914年11月初,青岛即将陷落,加藤高明即电召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面授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日置益返回中国后,于12月3日接到日本政府发来的致中国政府五号21条正文,并收到加藤尽早交涉的训令。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在总统府晋见袁世凯,递交日文版的二十一条一份,未附译文。当时曹汝霖在座,日方随员只有高尾亨书记官。两日后又向中国外交部递交同一样式的条款,并附有汉译文,作为正式交涉的根据,由此拉开“二十一条”交涉的大幕。
 
    这份被日本政府视为“巩固帝国地位”重要之举的文件,共分5项21条。这一日本要“用种种方法”竭力谋之的条约,内容极其广泛。《二十一条》的第一号即关于山东问题,主要由四款组成:
 
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其他几号内容则为:第二号要中国声明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无限权利;第三号要许以日本管辖汉冶萍矿厂及长江一带各种利益;第四号规定中国不得以沿海各地租借或割让给他国。至于日本政府作为“一种劝告性质”,但“终得见诸实行”的第五号内容,实际上是要中国政府将政治、财政、军事、警察等大权,全交由日本人控制。这些条款如果得以全部实行,整个中国将变成日本控制下的第二个“朝鲜”,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上述第一号文的第一款提到,包括德国在山东之一切权利利益,就是德国侵占山东及青岛17年的结果,包括胶澳租借地及青岛港、山东省的铁路和矿权。胶济线的西端在济南,与德国人所修筑的津浦线北段相接。日本控制这条铁路后,不仅可控制山东省,还可控制地位特别重要的津浦线北段。日本如取得山东省另外两条铁路的建筑权,其一从高密到徐州,则日本又可控制津浦线南段。这样津浦全线将为日本所控制。其二从济南到顺德,日本的影响又可达至京汉线。正如1914年12月12日《大阪每日新闻》揭橥的日本侵华蓝图:“以胶州湾为门户,龙口为辅,掌握胶济、龙潍两铁路为孔道,即可自由通达中国之堂奥”。[5]
日本自知《二十一条》蛮横无理,见不得人,所以采取秘密外交的方式,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经过数月交涉,日本在作出极小让步后,于5月7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奉袁世凯之命照会日本政府,表示除第五号各项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允诺”。5月25日,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代表签订了《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和关于胶澳归还、福建、汉冶萍及旅大租借延长等换文,基本上涵盖了《二十一条》除第五号之外的大多数内容。其中,关于交还胶澳租借地换文规定,日本交还胶澳租借地需满足4个条件:1.以胶州湾全部开放为商港;2.在日本国政府指定地区设置日本专管租界;3.如各国希望设立共同租界,可另行设置;4.关于德国之建筑物及财产的处分和其他条件手续,在交还前,由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协商确定。[6]
 
    1918年,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日本寺内内阁唯恐战后中外生疑,为确保其在山东的侵略利益,以借款和支持中国参战为诱饵,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换文规定日军除在济南酌留一部分外,其余在胶济路沿线者均撤往青岛,日本沿胶济铁路各地所设民政署一律撤销,胶济路护路警察由中国担任,但须聘用日本教官;胶济铁路大站须聘用日员,胶济铁路由中日两国合办。这个换文是日本玩弄的“小让步保根本”的手腕,段祺瑞政府的特命全权大使章宗祥竟然对此表示“欣然同意”。9月28日,日本与中国签署了包括山东两铁路在内的各项借款合同(指济顺、高徐两条铁路)。
 
    换文中的内容,表面上似乎是日本做出了某些退让,实质上却是明文规定日本可以驻军青岛、济南,中国护路警察要用日本教官,胶济铁路要聘用日本人,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当然又将受到日本控制。而且中国又是“欣然同意”,上述各点,将来无法向国际机构提出申诉,这就种下了巴黎和会上的一大祸根。
 
三、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集团的失败而告终。次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对战败国的处置及其殖民地的分割问题。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然而,巴黎和会实质上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分脏会议。中国不仅没有收回山东主权,没有废除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反而成了列强分脏的对象,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出卖我山东,中国外交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开幕。英、美、法等国政府首脑操纵了会议。中国虽是以战胜国资格出席会议,但是在和会上,中国代表所遭受的歧视和冷遇并不比任人宰割的战败国强多少。在巴黎和会上,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只被列为“享有局部利益”的第二类国家,规定只能有二名代表同时出席有关会议,他们的任务只限于“申述情况和理由”,即使在讨论山东问题时,也总共只被邀请过三次。
 
    中国作为战胜国,通过和平会议收回丧失的主权,这是无可非议的。和会开始时,中国代表正式向和会主持者提出废弃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撤销各国在华的邮政电报、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要求和取消“二十一条”。但是,这两项提案均被操纵和会的列强蛮横地拒绝了,没有列入大会议程。
 
    在讨论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提出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原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胶济铁路。日本代表竭力为侵占山东的权益作辩解,声称胶州湾是它对德战争的战利品,并且得到中国政府的“欣然同意”。日本甚至还搬出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1917年日本与英、俄、法、意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作依据,宣称已取得四国对日本该特权的承认。中国代表在国内舆论的支持下,据理驳斥了日本的诡辩,指出:中国宣战后,日本根据已废止的中德条约(即《胶澳租借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显然是无效的,以事实上的占领和与段祺瑞政府的所谓“换文”作为拒还山东的理由,更是十足的强盗逻辑。中日两国代表在和会上的激烈论战传回国内,各界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支持和会代表“坚持前议,不要让步”。
 
    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首脑经过多次勾结、秘密商讨,背着中国对山东问题作出了最后裁决。英、法两国为利用日本在远东与美国抗衡,完全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美国鉴于日本在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扩张政策,危及它在远东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曾以国际仲裁者的面目出现,建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国联共管”,以便“利益均沾”。日本坚决反对,并以拒绝加入国联和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相要挟。美国最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筹码,谋求美日之间的妥协,抛弃了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完全满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会议炮制出来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决议写进了《凡尔赛和约》第156-158条。明确规定德国在山东所获得的一切权益,包括胶州领土、铁路矿山、海底电线、各种建筑等一概转交日本,甚至连胶州境内的民政、军政、财政、司法等各项档案、地契及各种文书,都得移交日本。
 
    以上三项条款便是《凡尔赛和约)中有关青岛问题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是将德国在青岛和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一概交与日本,而对于日本须将青岛交换中国一事却只字未提。5月1日英国外长贝尔福代表大会将这最后的决定口头告知中国代表,并称这是“不容更改”的意见,甚至还拒绝了中国代表要求进一步了解三国会议和和约内容的正当要求。至此,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的交涉完全失败,而昏庸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屈从于日本的压力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以及中国合法权益的被出卖,无情地揭穿了巴黎和会所标榜的“维护公理”的虚伪,也使得全国人民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屈辱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场以收回青岛和山东主权为契机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
 
    1919年5月1日,上海英文版的《大陆报》抢先披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次日北京(晨报)刊出总统顾问、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再次证实了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出卖[7]。这一不幸的消息传出后,国内群情激愤、舆论大哗。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各校学生l000多人在北京大学开会,一位学生当场破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前台,以示反帝爱国的坚强决心。5月4日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争回青岛和胶济路主权,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此后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五四运动的序幕正式揭开。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迅速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响应。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不断发生,纷纷组织集会演讲、赴京请愿,坚决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主权。
 
    在青岛问题而引发五四运动的山东,因长期以来直接遭受日本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控制,山东人民对日本的侵略有着切肤之痛,故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历次爱国运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加激烈。与其他地区的爱国运动相比,山东人民的斗争具有发动时间早、行动快、响应的地区和阶层广泛、延续的时间长等特点。
 
    山东民众对于巴黎和会上解决山东问题曾寄予极大的希望。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就曾特别提到山东省公职人员、学生联合会对于和会的密切关注。[8]巴黎和会开始不久,山东省议会即致电中国代表:“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告诫他们:“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9]4月初,巴黎和会开始讨论山东问题时,山东省教育会、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又联合致电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山东主权问题“关系中国存亡”,要求他们据理力争。同时致电英、美、法、意四国专使,要求他们主持正义,迫使日本政府放弃对中国的占领。[10]4月6日,山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等社团又致电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四国首脑和国际联盟,要求支持公道,使青岛和胶济铁路直接交还中国。4月12日,济南各校学生代表在省教育会成立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之后,山东各界推派代表孔祥柯、许宗祥前往巴黎,直接向中国外交代表及巴黎和会请愿。山东是全国唯一向巴黎直接派出代表的省份。为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 4月中旬,山东各团体还派人前往北京、上海等地串连活动,于是京、津、沪、鲁间,皆有人络绎往来,商议此事的对付办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各社团为主体,以通电为主要形式,强烈呼吁政府坚持公理、取消密约、维护主权的抵抗运动。
 
    当得知巴黎和会上英、美、法、意、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正与中国代表围绕着青岛、山东问题进行秘密磋商时,4月20日,山东各界10余万人在济南演武厅举行国民请愿大会,各界代表数十人相继发表演说,群情激愤,大会致电北京政府:“青岛及路矿”应由巴黎和会公判“直接交还”,政府应惩办罪魁祸首,废除非法密约,并致电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重申:“青岛及山东路矿,日人实无承继之权”,有人“示意退让,东人闻之,异常愤激”。[11]这次国民请愿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外争青岛、内惩国贼”的口号。正如1919年5月19日的《每周评论》报道中所说:“在五月四日以前,国民愤怒达于极点,各地各行互相来往。山东人到北京,北京的公民到山东上海去。共同的目的是外而争回青岛,内而惩国贼。”[12]
 
    在上层社会进行抗争的同时,各界群众的斗争也日趋激烈。5月2日,济南3000余名搬运工人在北岗子举行收回青岛演说大会,工人赵强东发表动情演说,强烈要求北洋政府据理力争,不失一寸国土。[13]这样,山东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开始走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这一时期山东为收回青岛主权而进行的斗争对五四运动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酝酿和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规模学生运动爆发后,山东各界的爱国斗争更趋激烈,全省迅速掀起一个以济南为中心,以声援北京学生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群众爱国运动。
 
    山东爱国运动声势之大,使当时的北洋政府非常恐惧,早在五四运动爆发时,北洋政府就特别致电山东督军张树元:“东省关系最切,应严加防范。诚恐人民激生仇日举动,转以促召外侮,酿成不可收拾之局。希以外交事实,凯切晓导,勿致滋生事端。”[14]虽然山东军阀采取了严密封锁消息、力图缩小北京影响的措施,但却无法压制住山东民众心中早已燃烧的爱国火焰。
 
    5月5日,首先是济南市各学校学生冲破阻力,响应北京学生,他们组成学生会,带领学生集中西门大街,分赴商埠、城郊,抵制日货,不坐日本人霸占的胶济路火车。5月7日上午,以学生为主在山省议会院内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到会者六七百人,各界代表争相发言,痛斥政府的卖国罪行,力主收回青岛及山东路况权利等。齐鲁公报编辑余吟笙演说最为激烈,号召“与会各君各速回家,联络市民人等组织小刀会,速杀日本人,以济南为起点,一直杀到青岛。非此作法,青岛实难挽回,而国耻非一血洗不可!”[15]同月11日,旅京山东劳动者在彰仪门外广场上集会,商讨收回青岛主权的办法,参加者皆表示“山东劳动者社会皆立志宁为中国魂,不为日本人。”有李某谓:“日本夺我青岛,即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三千万父老兄弟之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有法子,即令牺牲一切,亦义不容辞”。最后推举姚爵舟、时念雨、冯杏村等6人组成代表,分头组织请愿、上书总统、谒见元首等行动。[16]
 
    5月23日,为响应北京学联五二O罢课宣言,力争青岛等问题,济南中学以上各校于5月23日一律罢课,并时常召集会议,进行游行、讲演、散发传单、抵制日货等活动。除济南外,全省各地都爆发了不同规模的爱国运动。地处胶东半岛的烟台,是山东爱国运动开展比较早的城市之一。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烟台人民就成立了“外交后援会”等爱国组织”。5月17日,烟台“外交后援会”发出通电,明确表示“外交失败,举国同愤,烟台九万三千人誓死不能承认。”同日,烟台市28所中小学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喊出了“打到卖国贼”、“归还山东权利”、“废除二十一条”等口号,在山东东部打响了爱国运动的第一枪。位于山东中部的古城青州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也行动起来了。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为中心,联合其他各校学生5000余人成立了学生联合会。6月,青州学联在法庆寺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胶州湾和胶济路”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5月下旬,位于山东西北的聊城,各学校也纷纷停课,积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坚持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此外,充州、诸城、泰安、济宁、威海、日照、莱阳等地也都相继爆发了不同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
 
    6月3日以后,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主力由青年学生变为工人阶级,全国各界纷纷响应。济南学生联合会为把爱国运动更广泛地开展下去,和商界爱国人士共同协商组织罢市。6月10日,济南工商界举行罢市,山东工商联合会发出通电,要求当局拒绝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并没收其财产;促进南北议和;释放被捕学生[17]。这样,全省各地各界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规模大,范围广,影响深,形成山东五四爱国运动的又一特点。
 
    山东人民在运动中还直接与在鲁的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巴黎和会议定山东问题条款后,在鲁日本人更加嚣张。驻济日军荷枪实弹地干预、阻挠群众的爱国运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行径,山东人民在与军阀斗争的同时,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直接斗争。
济南召开“五七”国耻纪念大会时,便有日本人乔装中国人企图混人会场捣乱,结果被门警发现,没有得逞。各界展开抵制日货运动后,曾遭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干预。这些不仅没有阻止运动的发展,反而更加激起群众运动的高涨。6月初,济南刘家庄、刘家井、霞侣市等村爱国民众组织的“爱国十人团”协同学生在铁路沿线阻挠日军收购粮食,与日军发生直接冲突,霞侣市村民李继寿、刘砚田因援助学生而被捕并遭刑讯。北园大杨庄、刘家井、黄台、霞侣市村民众派代表到城内和学联共同营救被捕村民,包围日本领事馆。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日军被迫释放被捕村民。
 
    6月18日,盛传巴黎和会将在6月底签字,北京政府已电令专使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时,山东省学联、省议会、教育会、农会、商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团体连日召开会议,共推出各界代表83人组成请愿团赴京请愿。6月20日,请愿团到达北京新华门总统府,要求面见总统,并明确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拒绝对德和约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惩办卖国贼曹、陆、章,并申述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及其在山东的罪行。总统徐世昌一开始避而不见,代表们非常气愤,效法申包胥哭秦庭,一齐在新华门外嚎陶痛哭,臭骂国贼,这就是有名的山东请愿代表团“哭庭”事件。总统徐世昌见拖不过去,又惧怕全国舆论,21日,被迫派代总理龚心湛接见请愿代表,但龚对山东代表所提三条要求表示难以办到,于是代表们再次要求面见总统。23日,徐世昌在怀仁堂接见请愿代表团,口头表示已电令从缓签字;高徐、顺济铁路草约可以废除,但须先筹款二千万元偿还日本;惩办卖国贼事属司法范围,总统无法律根据不能随便定罪。并答应请愿书由国务院批复。25日,代表团推举代表再次去国务院见龚心湛,要求批复,但得到的是一个含糊其词的欺骗性批复,代表们极不满意,乃将院批退回。北京政府被迫于27日再作批复。两次批复的内容尽管各有不同,但都企图欺骗人民、敷衍了事。在这种情况下,山东代表乃联合京津学生代表共150人,于27日再次去总统府请愿。徐拒不接见,代表们在新华门坐待通宵,坚持到28日徐世昌被迫再次接见,徐乃佯称已电令陆使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但请愿代表多认为不够切实,颇不满意。这时候,山东各界已从代表团派回之李子善汇报中得悉了6月25日的院批,便在27日以学联、报联、教育会、农会、商会、省议会六团体名义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抗议,并不顾当局阻挠派出第二批请愿代表七、八十人,于28日起程赴京,表示声援。山东人民在京请愿活动,引起京津地区人民的极大同情,在其感召下,京津代表团也迅速成立,并于26、28日连续到总统府请愿,29日济南各界又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再次对“政府一味敷衍,始终无坚确表示”进行谴责,并准备继续组织第三批请愿团。但此时我国代表在和会拒绝签字的消息已经传来,请愿斗争遂告一段落。[18]
 
    正当罢市、请愿斗争浪潮汹涌澎湃之时,抵制日货运动也席卷全省。早在五月间,济南学生就经常上街下乡宣传讲演、散发传单,推动抵制日货。5月7日济南国耻纪念会上明确提出“抵制日货”的口号,济南商会鉴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不得不于5月9日通电全国商会,表示赞成“抵制日货”。此后,济南抵制日货运动便日益发展。据记载,各学校曾于5月20日焚毁学校用品中的日货。各银行亦与日本银行及日商断绝来往,商埠某钱号因买正金银号票,为众查出,几遭殴打;商会会长张肇拴(子衡)、穆伯仁因不赞成学生举动亦被驱逐;西关某布店因购自本布1700件为同业查出大受斥责;由于许多人不由胶济路旅行和运货,使该路旅客之少为向来所未有。尽管反动当局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于5月29日以省长督军名义会衔出示,严禁学生演说及印发抵制日货传单,企图扼杀反日爱国斗争,但运动仍继续高涨,6、7月间更达到高潮。6月2日济南银行界再次开会讨论抵制办法,决定不用日币,不与日商往来,不用日货,断绝青岛金融,并设纠察员监督,致使日币无人行使,日商横滨正金银行营业异常萧条。济南罢市期间,芙蓉街同聚恒号办日货数包,为同业者查出,罚洋700余元;胶济站有日纱数包,竟无人往运。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女师学生表现尤其突出。他们号召同学不穿洋布,不坐洋车,不乘日人管理的胶济路火车;有购物者必须交同学检查,确非日货方可使用;她们节衣缩食,集资创设了国货贩卖部,7月更成立了爱国商行,出售她们自己用布和绸子做的伞、手绢、书包、儿童玩具等物品以及各种国产商品,其中以她们自制的绣有“勿忘国耻”、“抵制日货”等字样的手绢,最受欢迎。
 
    除济南以外,从五月中旬到七月间,青岛、烟台、昌潍、淄博、临沂、泰安、惠民等地,抵货运动都有广泛开展。特别是烟台一直坚持了四年之久,直到1922年日本交还青岛后才停止。
 
    在抵制日货斗争中,山东工人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力量。除济南工人6月14日在青年会集会作出不为日人做工,不买日货的决议外,威海卫、龙口等地工人亦以拒运日货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忱。当时还发起组织了“山东乡农外交后援会”,并发表了宣言书,虽然实际上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在乡下以乡农名义进行活动,但它却表明在爱国运动日益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已产生了组织农民、与农民相结合的想法。
 
    抵制日货不只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经济上给日本以沉重打击。以火柴为例,1919年日本运入中国的火柴为13,778,508罗(每罗144盒),至1920年则骤减为6,036,648罗,减少了一半还多。在烟台,1919年到1920年,日船进港数从256只降为140只,日本粗细布进货从24,545匹下降为40匹,日本棉纱进货从2,571担下降为2担。
 
    另一方面,运动也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907年到1914年间,山东民族资本开设火柴厂只有4家,但五四运动以后,仅1920年一年就新增了民族资本火柴厂4家。特别是济南振业火柴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取得的专利权,在抵制日货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下,与打算在济南商埠设厂的日资东鲁火柴公司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使日本火柴公司因受到抵制而被迫停闭。连日人自己也承认:“在大战中汹涌澎湃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掀起了排英运动,排日运动,终于打击了英国商品的再侵入,限制了日本纺织工业的发展,对于中国自己的纺织工业却提供了若干有利于发展的条件”。[19]
 
    五四运动中,山东人民还同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北洋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积极争取民主权利。
 
    五四运动爆发后,设在济南的依附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安福系机关报《昌言报》极力诋毁爱国运动,为卖国外交辩护,爱国群众对其非常痛恨。7月21日,工、农、商、学、市民代表在省议会开会,揭露《昌言报》卖国言行,数百人结队捣毁报馆,打击亲日势力。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山东督军、安福系分子张树元以所谓学生等强据省议会开会,结伙捣毁《昌言报》为借口,电请北京政府颁布戒严令。25日,北洋政府立即宣布济南戒严,并委任安福系亲日派、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派出大批军队沿街巡逻,遇有演讲宣传的学生即行逮捕拷打,派军队封锁学校,不准学生外出。8月3日,济南各校学生3000余人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取消戒严令,禁止为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竟然当场撕毁学生的请愿书,逮捕了16名学生,并把学生堵截在济南师范院内。其他学校学生闻讯后,纷纷赶来支援。后来,马良又派卫队和大刀队捣毁了回教救国后援会和回民外交后援会,逮捕杀害了会长马云亭和爱国积极分子朱春祥、朱春涛,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
 
    马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公愤,周恩来在他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推倒安福派。一个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马良的请愿运动在全国兴起。8月23日,山东各界代表联络天津、北京等地代表到总统府请愿,要求马良取消济南戒严令。北洋政府不仅不接受请愿代表的要求,反而派军警驱散、殴打请愿群众,逮捕请愿代表。8月26日,各地代表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要求惩办马良和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于8月30日释放了请愿代表。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由青岛问题而引起,所以它在山东的反响特别强烈。山东人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五四”前后坚持斗争长达半年之久。山东人民的斗争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对全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五四运动不仅对日本侵略者是沉重的打击,而且使北洋政府也不得不放弃卖国媚日的初衷,一方面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派卖国贼,以谢国人;另一方面也不敢轻言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电告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自行决定”。而陆征祥、顾维钧等外交代表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正义呼声的震撼下,深感公理不可违,民心不可违,遂下定决心:“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一百五十六、七、八三条款,莫如不签字”[20]。因此,至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签字之时,我国代表拒不前往签约,以示反对,致使和约中关于青岛的条款概无效力,青岛问题遂成悬案,而日本妄图“合法”侵占青岛的阴谋早到破产,并为青岛问题的下一步解决创造了条件。


[1]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49-50页、第87-88页。
[2]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43页。
[3] 1898年3月27日,清政府被迫与俄国签订了《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俄国租借旅顺口、旅顺湾及其附近海面,租期25年。日俄战争后,1905年9月5日日本通过普利茅斯协议继承该租借权。按照条约规定,1923年3月27日租约到期,中国政府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收回旅顺租借地和南满铁路。
[4]转引自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第15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18辑。
[5]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档案:《大阪每日新闻》大正四年十一月九日刊登青岛处分问题。
[6]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第275页。
[7]青岛市青年运动史工作委员会、共青团青岛市委青运史办公室编《青岛青运史研究》(二),第110、125、127页,1988。
[8]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9] 《民国日报》1919年2月10日。
[10] 转引自陈德金《五四运动山东人民“外争青岛,内惩国贼”目标的提出及实现》,载《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3期。
[11] 《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1919。
[12] 《山东文史资料选集》第六辑,第130页。又见中国社科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山东》,第69页。
[13] 龚振黄《青岛潮》(1919年8月),载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会编《山东党史资料》第二期,第11页。
[14]胡汶本、田克深主编《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第25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15]中国社科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山东》,第71页。
[16] 龚振黄编《青岛潮》,1919年8月。
[17]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第44页。
[18]中国社科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五四运动在山东》,第9页。
[19] 《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第19页,又见《五四运动史料汇编》第五册,振业火柴厂经理《丛良弼为日商在济南设立火柴工厂侵夺营业请交涉制止给内务部的呈文》(1919年10月)。
[20]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97页,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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