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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金融第一大案:青岛明华银行倒闭风潮
作者 : 周兆利      发布时间 :  2012-03-31 16: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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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华银行,全称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开办于1920年6月,总行原设于北京,后迁至上海,在天津、济南、青岛等地设有分行。该行额定资本500万元,实收275万元,董事长为童金辉,张絅伯任总经理。
 
    1922年10月,明华银行在青岛开设分行,由张絅伯兼任经理,选址在河南路,一开始并不起眼。但因该行得到“接收胶澳善后督办”王正廷的关照,在业务经营上又以高出同业一、二厘的存款利率和赠送“纪念品”等方式招揽存款,吸引了大量存户。总经理张絅伯活动能力极强,经营手段高明,尤其是在青岛银行界首次推出储蓄业务,在青岛银行界中独树一帜。该行秉承“一元起存”原则,零存整取,吸引大批储户。绝大部分储户是职员、工人、商贩、家庭妇女和保姆,甚至乞丐等下层群众,户数多,存额小,存款千元、百元、数十元不等,但也有一些是财政局、铁路局、邮电局和地方法院等部门的公款,一部分是该行招揽而来,有些则是经手官员为博取利息,中饱私囊而存入。
 
    至1935年,明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储蓄存款已达350余万元,储户高达15000余家。在明华银行5个分行中,以青岛分行存款最多,获利最大,其他分行望尘莫及。张絅伯虽兼明华银行上海总行的经理、董事,实际上却常驻青岛,形成事实上“明华总行虽在上海,而重心实在青岛”的局面。
 
    1934-1935年,白银大量外流,引发中国白银风潮,国内金融业出现严重的流动资金短缺危机,众多金融机构经营难以为继。据统计,1935年一年中,仅上海一地受此影响而停业倒闭的中外金融机构就达30余家,其中中资银行有13家。1935年初,上海金融风潮波及青岛。5月上旬,青岛中鲁银行首遭波及,储户挤提兑风潮突起,并迅速延及明华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实业银行青岛分行等多家中资银行。
 
    明华银行青岛分行利用银行制度上的漏洞,非正常向上海转移巨款,投资房地产和实业,并与美商滋美满合资兴建东海饭店,向政府放款、个人非法挪用等原因,致使大量资金停滞,欠款无法收回,资金周转不灵,挤提风潮一起,青岛明华银行顿时陷入困境。5月21日,明华银行总经理张絅伯由上海飞回青岛,正式向青岛特别市政府和同业求援,提出以东海饭店抵押40万元应急。但是,各同业银行依违两可,均坐等观望。当晚市政府邀请各行连夜磋商救济方案,但因之前协助中鲁银行所筹款项的抵押过户尚未办妥,而明华银行短缺的资金巨大,银行自报的资产负债概况也很空洞,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抵押品,最终未能达成协议。22日,明华银行的处境更为艰巨,声称“非百万不足以应付难关”。接到明华银行告急求援后,青岛特别市政府当即于下午4时出面召集岛城各银行齐聚市政府,商讨救济以免风潮扩大,殃及青岛全城的金融界,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市长沈鸿烈亲自出面,召集驻青各银行,要求其切实担起责任。最终,各银行没有提出有效的援助措施,市政府也束手无措。至此,明华银行求告无门,不得不于23日晚8时宣告停业清理。
 
    明华银行350万元存款大部分蒸发,借款无法追回,该行15000余户损失惨重,最终引发岛城多家银行挤提存款、挤兑钞票的风潮。
    明华停业清理消息不胫而走,震动全市。当日,明华银行所在的中山路中交通为之阻塞,储户有的抓着铁栅门大哭大闹,有的连骂加喊,有的猛击边门,有的捶胸自述,甚至有人跳海自杀,加之警察呵斥,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一片混乱。部分债权人还聚众到市政府门前请愿,“毁物殴人,事态已严重,清渺无端绪”。储户胆战心惊,风声鹤唳,对青岛的商业银行丧失信心,众多商店、工厂和个人迅速把存于各商业银行的存款提出,或存放现钞,或改存中国银行或交通银行等较大银行。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行鉴于唇齿相依,不得不尽力接济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银行,形成存户由小银行提款转存中、交两行,中、交两行又迅即转存小银行,揽其不倒的局面。混乱局面持续了一二个月之久才逐步平息。
 
    事态之严重,超乎政府预计。当时的市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为防止该行涂改帐目或湮没证据,5月23日,市政府命令公安、社会两局,会同银行公会、市商会前往明华银行查封全部帐簿及库存现金。同日,通过新闻媒体,街头张贴布告发布明华银行停业消息,告知债权人尽快推出代表,与市商会接洽登记及清算事宜。5月26日,市政府召集各公团及债权人代表,联合组织清查委员会,由社会局、公安局、商会、银行同业公会及债权团等5个单位共同推出清查委员40余人,再从中选出5人为常委,着手查账。在清查委员的选择上,挑选熟悉银行业务、会计业务及法律的人员,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银行公会方面公推金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周伯英、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副理何象百、国华银行经理徐勉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青岛分行经理黄恂伯及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副理及会计师蒋恩焘、陆湘等组成。至6月上旬,基本查清,清查委员会随即向社会公布明华帐目。根据清查结果:明华银行储蓄部、商业部原存款总额为3343921.76元,其中需要偿还储户3193801元。资产项下,上海总行及分行、北京、济南等分行欠明华银行债款达1783820元之多。另外,查实明华银行青岛分行并无资本,总行资本定额500万元,实收275万元,未收资本227万元,会计业务也并未象张絅伯所称的那样完全独立,而是与上海总行分行有扯不清的关系。
 
    在宣告明华银行停业清理的同时,市政府命令公安局严密监视该行总经理张絅伯、副理韩强士、襄理张孟令、曾渭滨等重要职员,限制其活动范围,不许离开青岛。对于这些职员的家属,也要核查清楚居住出行情况,证实与银行业务无关后可担保释放,但必须保证随叫随到。并从邮局调明华银行停业前后往来的函电底稿作为证据。银行重要职员往来的信函,由公安局严密检查,随时报告清理处(后来的债权团)。尽管有人反对,但市政府还是顶住压力,维护债权人利益。
 
    迅速办理债权人登记,通知债权人及早前来登记,责成海滨区办事处等市内各基层机构代为登记明华银行的债权人,为将来清偿做准备。
 
    没收明华银行主要职员的财产。市政府在控制该行的总经理张絅伯夫妇同时,要求在清理完成之前,两人不得离开银行半步。同时查抄扣押明华银行及张絅伯夫妇的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及古玩字画,开列清单,逐一核实登记造册,以备拍卖偿还储户。
为加快清偿进度,在组织专门清查委员会后,为配合清查整理进度,维护债权人权益,市政府指示由各债权团代表组织成立青岛明华银行债权团。6月17日,债权团正式成立,拟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办事程序,明华银行财产处分、分配摊还储户存款及追缴欠款由债权团会议决定。
 
    在清偿储户方面,市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一般民众的生活需要,一开始即确立了三大处理原则:一、以青岛明华银行的财产优先提充青岛债权;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用敏捷有效的手段解决明华债务;三、以债权人的立场严追总行及分行欠款。
 
    欠款直接由警察局协助追缴。在这三个原则的基础之上,债权团按照市长指令,遵循先易后难程序,先将明华银行资产、张絅伯及其妻子的财产拍卖变现,筹集一定数量的资金,偿付中小存户,以防止中小储户生活无着、聚众请愿。青岛特别市政府组织了6次针对中小储户的存款发放。分别为1935年9月8日、9月22日、10月6日,10月20日、11月3日,11月24日、1936年9月13日,主要发还500元以下的储户。10元以下,足额返还;100元以下返还30%;200元以下返还5%,累计发还6300余户。暂时安抚了中小储户的焦灼心情,维持了社会治安的稳定。但是,终因明华银行放款抵押品及不动产大部分已被转押,且涉及上海、北京、天津三地,非青岛市所能掌控,仅有很少一部分抵押品与不动产可以变现,亦多轇輵不清。债权团多次追讨,市政府也多次介入,最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不了了之。明华银行债款偿还陷入旷日持久之途。
 
    受到青岛分行的连累,明华银行上海总行及天津、北京、济南分行也相继停业清理。倒闭后的青岛明华银行债务长期未能得到清偿,给众多中小存户和拥有债权的华资银行造成较大财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青岛存户曾多次赴该银行及市政府请愿闹事,政府也付出相当大精力处理此事,但都难以挽回损失,一直延拓到新中国的成立,才因政局变迁而无疾而终。
 
    青岛明华银行破产案是20世纪30年代青岛急速迈向区域性金融中心和受到全国性金融危机影响的一个典型的金融风险案例。其影响面之宽广,牵涉人之多,时间延续之长,在青岛历史上绝无仅有。推思该案的发生以及处置过程,有许多方面值得反思。
首先,关于明华银行倒闭的原因。张絅伯将此归根于“外而放款一时难收,内而实质不能变现”。1953年,在致青岛人民银行的回函中称:明华银行倒闭除了贷款不能收回,各分行存款被挤提,现金周转不灵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岛城各同业银行互相推诿,袖手不救,导致明华最终破产。
 
    但是,根据清查档案所载,该行发放的所有贷款,总计不过30余万元,而收入的存款则几达330余万元,即使放款一时“能”收,又如何应付330余万存款的偿付?如果说实业资产不能变现,则大部分固定资产其实早已变现,只不过便现在青岛,而是变现在上海,甚至其私宅产权也已变卖,根本无法用于抵债。据明华债权团调查,东海饭店的关键性单据早被张絅伯拿往上海转押,青岛分行所存的,只有合作人亚当姆斯呈请美国领领事馆请求注册证一份,信函一件。并且明华银行停业前一天,当时的市长沈鸿烈曾邀集各银行筹商维持办法,各行均答应援助,但要求该行出具妥实的抵押品,该行除了产权复杂之东海饭店外,几乎没有无其它资产可作抵押。总之,明华银行的倒闭所受当时经济危机之影响,并非象张絅伯所说的那样严重;当时即有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谓其为一种有计划之倒闭,一种偷天换日之骗局,并非过甚。”
 
    除此之外,明华银行平时不讲商业道德,失去诚信,也是造成其倒闭的原因。所谓盗亦有“道”,商业道德乃商人立商、营商之本,作为银行业更应加倍注意。银行与其他实业不同,依靠他人存款而生存,与自筹资本直接经营事业不同,所以必须处处小心,事事在意,并顾及他人利益。然而,以青岛当时情形而论,中资大小银行17家,加上外资银行,更多达20余家,同业竞争遂趋于激烈。在这种状况下,根基不稳,善于投机取巧的银行家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一方面提高利率以拉拢顾客,另一方面冒险投机希图侥幸获利,而且形成了恶性循环,不投机则无以应付较高利率。但投机并不一定能期必胜,胜则挥霍,败则瓦解;以他人之财产,做孤注一掷,乃是商业中最不道德之举,也是自取灭亡之道。根据清查结果,张絅伯正是以投机手段对待明华银行,短时间内使明华银行成为岛城银界的新贵。然而,张对这一来之不易的成就并不珍惜,而是利用职权,挪用银行巨款。挪用巨资到上海投机更属关键性的失误,成为压跨明华银行的最后一根“稻草”。时人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系投机而失败,亦责无旁贷。”
 
    其次,缺乏对金融业监管与救助制度也是明华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青岛是金融资本扩张的重要区域,在带来了大量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风险,尤其是从事储蓄业务的银行,事关千家万户的生计。当时的市政府却没有这种危机意识。1930年6月,明华银行曾发生过存款挤提风潮,但在青岛市政府的干预下,由于明华银行信用尚存,且有确实可靠的抵押品,其他银行愿意支援,安然渡过。危机过后也没有引起当时青岛市政府的足够重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危机管理措施。事不过五年,第二次危机降临,中鲁银行被挤兑,当时的青岛市政府循前例直接干预,各银行迫于银行同业公会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在抵押手续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施以救援,挽救中鲁银行于不倒,但也种下驻青各银行对政府不信任的种子。当提挤风潮延及明华银行青岛分行时,当时的市政府依然想依法炮制,期望各银行能顾全大局,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明华银行毕竟不是中鲁银行,没有抵押品,张絅伯信用完全丧失,即使市政府秘书长唇敝舌焦,从下午4时一直劝导到深夜10时,也没有打动各银行。政府既无准备,又无救援的实力,各银行又不属青岛地方政府所辖制,尽管市长亲自出面,做驻青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行的工作,甚至威胁,但最终都于事无补。事后市长沈鸿烈也曾谈到,明华事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青市经济困难,社会方面对于明华不能作有力的援助”,不能不说这只是触及了事实的一面,而政府没有危机处理预案,没有设立金融救助储备金,也是造成局面失去控制的不可推卸的原因。进而言之,明华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转移挪用巨款,不定期向社会公布资产负债及损益计算书,种种不正常现象,却没有得到制止和查处,说明政府监管的缺位,这也是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由此想到,目前青岛市正在大力建设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引进大批埠外银行、证券公司和财务公司,在为城市带来可观的资金流量、促进城乡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同样带来极高的金融风险,一旦疏于管理,或者监管不到位,便不可收拾,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三,正确研判,整合力量,把握处置时机是降低事故危害的重要一环。
 
    此次金融危机,当时的青岛行政当局的应对既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止了金融危机的蔓延,没有发生连锁反应,面临风险的中鲁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安然度过,只有明华一家倒闭,与上海相比,损失算是小的(上海的银行连同钱庄,不下10家倒闭)。二是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虽然在明华停业当天连续发生了两次聚众请愿活动,后来又有零星抗议,但都没有酿成大的社会动荡,不能不归功于当时政府反应及时,控制疏导有力。
 
    究其原因,第一个成功源于当时的市政当局充分借助了民间团体的力量,辅以政府的督责。在中鲁银行发生挤提款狂潮时,很多商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算计,本不愿意出手相助。奈何青岛市政府事先委托银行同业公会和商会招集各银行做工作,同时辅以行政压力,迫使许多首鼠两端的银行不得不解囊赞助,国华银行青岛分行在给上海总行的报告说明了这一点:“前次因迫于公会议决而此次又复以市府维持市面之至意,以致无从诿卸”。当时银行同业公会和商会救济中鲁银行的决议给国华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其不敢独持异议,只得参与政府主导的金融救助之中。由此可见,突发危机时,政府不仅要靠自身力量,还要能整合社会组织力量,一同救助,方能化解或减低危机。
 
    第二个成功在于政府在一开始就认识到此事牵涉民众利益甚广,反应迅速,派出警力介入,严防治安陷入混乱。明华银行宣告停业当日,市政府即命令警察局派出大批警察,前往明华银行门前、市政府广场,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劝解民众;同时公开宣布拘押明华银行重要职员,防止他们逃逸,查封其资产,并将明华银行总经理张絅伯等移送公安局看管,以取信于民众,安定人心。市政府承诺,将设法于两星期内筹付小储户存款,民众聚众请愿游行得以化解。
 
    其失败的一面,是青岛债权人,包括中小储户的重大部分存款没有追回,很多人沦为赤贫。究其原因在于三点:一、中央政府财政部干预太多,导致清欠和偿还旷日持久。明华银行宣告停业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即颁布各停业银行钱庄监督清理六项办法,指派南京财政部官员邱正伦为明华银行监督清理专员。要求3个月内完成清理,1个月内清偿。但是邱正伦从1935年6月10日莅青,直至7月8日,也未清查出头绪。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远在南京,“难免稍有隔膜”,先是要求各分行单独清理,后又改变政策,要求通盘处理,各分行不得自行处置。但明华银行各分行资产中,青岛占大头,受损最重,却要与其它分行均分责任,结果引起青岛市政府、青岛明华银行债权团与财政部清理专员的冲突,无形之中增加了清理的难度,拖延了清偿进程。由此说明此类突发事件的处置必须上下协调一致,事权归一,绝不能政出多门,否则将引起混乱,增大处置成本。
 
    二、青岛市政府在组建明华银行债权团时考虑不周,只照顾到大户利益,而没有吸收中小储户债权人参加,中小储户没有发言权,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大债权人则目光短浅,斤斤计较,常常议而不决,坐失良机。所以在处置政策出台时,在以效率为主的同时,也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形成相对均衡。

    三、放走关键性人物,导致债权解决陷入僵局。明华银行上海分行的襄理缪振堇,是张絅伯的心腹,掌握着明华银行青岛分行与上海分行之间的大量秘密。自明华银行青岛分行出事就来到青岛,青岛官方一开始曾予以扣押。后来,明华银行总经理张絅伯指定他为沪行清理代表,在中央监督清理专员邱正伦的斡旋下,于1935年8月13日以提取东海饭店契据为名脱离青岛,致使明华银行青岛分行的很多债权纠纷关键人证丧失,抵押契据无法取回,陷入旷日持久的窘境。

张絅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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